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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　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　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　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　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　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　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　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　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　（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　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　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己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靴，里儿与靴?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千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好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脞语》。）

    逍　遥　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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