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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丝绸就更不用说了，苏绸一匹在南洋可以卖出天价，即便是次一点的鲁绸其价格也是难以想象的。

    按照赵广宁的估计，如果按照三艘福船都装丝绸和漆器来计算，一次走海的净利润在二十万两左右。

    这个数字直是让宁修惊讶。

    要知道他其他产业的利润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年二十万两出头，一次出海所获竟然与其相抵。

    如果宁修能够有一只三十艘福船的船队，那走海一趟利润就是两百万两。

    两百万两！这可是大明一年的税收总额啊！

    都说海商富可敌国，宁修算是明白了！

    最可怕的是，这些银钱海商们会用来发展船队，扩张的速度会更快。

    像明末声名显赫的海寇郑芝龙，就是靠走私起家，其在福建、小琉球往南洋的线路几乎垄断。

    一想到这儿宁修便觉得心痛。

    明代中前期还能收到全国税额十之三四，后期却连十之一二都收不到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里甲制度崩坏所致，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因为科举。

    科举制度的核心是读书取士，而取的士又会摇身一变成为大地主。

    大明的官绅是不分的，这些官员名下土地自然免税，还会引得亲朋族人争相投献。如此一来，基层的一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免税的。剩下的交税的都是自耕农。

    而自耕农能承担多少税额？

    官员们为了政绩只能和当地士绅沆瀣一气，把缺额的份子摊派到这些自耕农的身上。最后自耕农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堪重负最终破产。

    这个问题在万历后期乃至明末尤其明显。加收辽饷后自耕农的压力到了顶峰，许多人不堪欺压最终揭竿而起，变成贼寇。

    这是大明末年贼寇四起的根本原因。天灾只是一部分原因，人祸却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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